人物介绍

杨家珍，1960年毕业于上海铁路电信信号学校（上海铁道学院前身），毕业后分配至唐山铁道学院，后于1966年12月调入株洲所仪表室。1979年调任所物资科，1986年担任物资科副科长，1994年任物资科科长，现已退休。

1976年，文化大革命结束，国家进入崭新发展时期，株洲所的事业也出现了新的局面，拨乱反正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，迎来了科研的春天，株洲所这一叶小舟开始起航，并迎着大风大浪凯歌前进。

1979年11月，铁道部批复同意株洲所新址定在茅塘坳。1980年新所址土地征收工作完成，开始破土动工，如果是当今，面对这样一项庞大的基建任务，供应商、承包商将蜂拥而上，而当时的情况恰恰与现在相反。文革结束，百废待兴，各行各业全面启程，到处都在发展，到处都要建设，到处都需材料。常言道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，材料成为发展速度的关键点，建所项目是审批通过的，上级拨给的建材指标却远远不够，差额部分各单位自行解决，这就给物资带来了极度困难。为解决钢材、水泥、木材三大基础材料，奔走四方，困难重重可想而知。整车材料运到株洲，放置在株机厂专用线，再从专用线卸车转运茅塘坳就是研究所自己的事，当时的知识分子，也即之后的所领导、高工、老员工，很多人都卸过水泥、扛过木头。

建所需用的电缆，铁道部有指标，但它要保证新铁路的开通和新车站的落成，哪怕我们数量很少，但在僧多粥少的年代，经办人在物资分配会上，跑断了腿，说破了嘴，也无济于事。会议结束了，指标分完了，无奈的经办人绝望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，伴着火车的隆隆声，经办人思索着，没有电缆，基建将会停工，全所的期盼会失望，想到此行北京，如此努力，但回所却无法交差，顿时种种委屈涌上心头，眼睛闪着泪花。这一颗没有掉下来的泪珠，引起了同行旅客的关注，阐明事由后，他为办事人员真诚、执着的工作态度感动，主动出手帮助解决。原来他是水电部天津物资办事处计划员，因此，在所大楼基建工程上还有兄弟部委的支持。

新所需要锅炉一台，部里分配了指标，但不是名牌产品，分管基建的所领导考虑到锅炉的重要性，指定要常州锅炉厂的产品，本来分一个指标已经不容易，现在还要换指定厂产品，难度之大不言而喻。经办人接到任务后，也是一头雾水，硬着头皮前往北京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，首先要找有分配权的关键人物，很幸运他是个慈祥的老工程师，打听到他住的房间，想办法接近他，并介绍自己。第一天混个脸熟，第二天开会与他同行，吃饭与他同桌，不停的出现在他面前，无意中发现他很爱瓷器，强压内心的焦急，耐心的陪他去买，帮他选，千方百计照顾他，拉近关系，第三天说明来意，他是江苏人，好歹有半个老乡的关系，凭借三寸不烂之舌，让他同情我们，最终完成任务，凯旋而归。

钢窗在上海定制，经办人在上海看质量，催进度，一个一个核实钢窗尺寸，这是既麻烦又吃力的活，好不容易盼到钢窗交货，发运成了关键。1983年运力有限，排队的运单堆成山，按正规手续赶不上基建进度。炎热的夏天，上海持续高温，经办人奔走在烈日下，汗流夹背，寻找亲戚、朋友、同学动用了所有关系，千方百计把这些能动用的关系串联起来，使钢窗顺利运到株洲，没有耽误基建进度。在那个年代，纯净水还没有供应，奔走中连喝口水都非常困难。

1985年5月，株洲所科研大楼竣工，交付使用，机关、科研人员搬进新楼办公，一切都将迈了上正轨。

改革开放的阳光普照大地，也同样激励了研究所，1984年时任所长丁爱国在铁道部4个研究所中率先提出断皇粮，交公粮，坚持以科研为主，一手抓科研，一手抓生产，打破铁饭碗，全面取消事业费，取消干部终身制，实行所长负责制的干部聘任制，走上了科研、生产、效益的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，这一重大举措加快了研究所的大步发展。

开放初期，我们的产量并不高，用料特点是：品种多、数量少、要得急、质量严。这是供应商最不喜欢的用户，当时的生产厂并没有这种小用户可能会发展成大用户的理念和判断，因此我们只能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。1985年后，我们在发展和壮大中，用料猛增，本来以为从小用户变成大用户，应该受到供应商的热情接待，却没有想到，除辅料解决外，关键材料却涌现了指标不够，产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新问题。

那时候钢材、铜材、铝材、汽油、黄金和银子等，都是属于国家统配物资，所里分配的指标与生产需求差额很大。我们生产的电子柜整流柜需要薄钢板、角钢，电气散热需要铝锭，这都是指标内的紧张物资，很多电气连接处要镀银，没有黄金作为喷涂半导体就要停产。从北京跑指标，带着指标跑生产厂，一步一步落实。尤其是国家推出价格的双轨制，同样一个产品有指标的执行国家牌价，没有指标的就执行议价即所谓的高价，在两种价格面前，要铁道部给指标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
因为列车的多拉快跑造成制动系统不能满足需要，为此，铁道部召开全路电话会议，会上询问了电阻制动项目的研究情况和状态，并决定2个月后出样机在郑州上车做试验。当时路内已有两家公司开展这个项目，其中一家已研究达10年之久并已做出了样机，已在试验阶段，而我所还是空白，时任所长丁爱国所在会上捕捉到这一信息，做出了参与竞争的决定，并立即召开设计、供应、生产联合会议，会上决定为争取时间三方同步联合行动，目标是尽快出样机送郑州上车试验，赶上铁道部的大进度。

还记得，4月30日物资科派人前往北京钢研所着手解决关键材料——电阻带，当时没有高铁，去北京特快单程要24小时，也没有手机、微信和视频信息等现代通讯手段，交流和沟通是很困难的，因此，临行时所长指示前往的经办人，只要不是太原则性的问题，可以在不请示的情况下自行作出决定。给予物资科这么大的权利，可见此事的重要和紧迫的程度。4月30日动身，5月1日中午到达北京，5月2日8点钟上班，经办人已经到了北京钢研所，为了简化手续，让问题能得到快速处理，决定直奔钢研所所长办公室表明来意，钢研所所办安排总调度长接待，我们向总调度长阐述了项目的重要等等。

我们的真诚感动了总调，经一番协调，当天下午答应5日交货，并协助我们将钢带送上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，交涉6个小时，全盘解决问题。经办人员马不停蹄，以百步穿杨的速度赶回铁道部，2日晚上信息汇报所里，3日物资科派员3名前往北京，4、5日返程，6日钢带到所，6天解决问题，其速度之快是空前的。做到了及时供应，保证生产，60天完成样机，并在郑州局顺利通过，这个项目为所里创造了巨大效益，年销售额超过8000万。

回头看这件事，相较于当今株洲所年销售额突破300亿元，区区8000万的确不足挂齿，但在1986年，这个数字是振奋人心的。

当年所里长途电话有四条线，物资科拥有两条，实属佼佼者，但那时接通长途不仅等待时间长，而且通话质量极差，为了沟通技术参数和落实交货时间，接电话时往往需要声嘶力竭高声喊叫，一天接2个长途喉咙喊哑是家常便饭。

1959年—2019年，60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株洲所事业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创业起步到改革腾飞，60年来一代一代的株所人，自力更生，顽强拼搏，大胆创新，为中国铁路事业谱写壮丽篇章。一代一代的株所人在这科研园里奉献青春，忘我工作，换来电力机车技术的蓬勃发展。

株洲所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所有最后是所里技术人员、制造人员、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，才有了今天。进入新时代，时代赋予了株洲所新的任务和使命，美好在前方，希望株洲所在下一个甲子，创造更大的辉煌。